假記者的自白

近來有不少朋友見到我，就戲謔地稱呼我「假記者」，甚至幾位對主流媒體已近乎徹底失望的朋友，也開始以「假記者」身份自居。這個當初被警方安上的負面指稱，就這麼在你假來我假去之間，有了一些新意。

近年來有部分學者開始大張旗鼓地主張公民新聞學，希望公民記者其身份與權利獲得認可（如部落客uus向NCC要到一份記者會的採訪證）。在此時，孫窮理提出以體制外的假記者來相對於被整合進體制的真記者，以模糊曖昧的越界身份挑戰已確實佔有一定位置的所謂「主流媒體」。究竟公民新聞學，這樣一個理念的提出，是解放更多可能，而勃發的民間力量取得廣泛正當性之後，會是百花齊放，抑或另一波收編的開始？

翻開記者的教科書定義，「傳播事業中負責採訪新聞與撰稿的工作人員。」我們發現，一般認定真記者的判準似乎僅視其是否為媒體組織工作。但我們知道，真記者會寫出假新聞，假記者也能記錄真事件。更別提國外許多獨立撰稿人（如知名的香港戰地記者張翠容），實際上並未受到特定組織雇用。回到台灣的情況，在主流媒體表現越來越像製造業，新聞工作者素質日漸低落，公正性頗受質疑的情況下，儘管高舉著「真記者」的大旗，倘若有名無實，自命為真又如何？或許「假記者」們也未必願意被戴上「真記者」的帽子。更別提拿著老拿「客觀中立」的口號四處討伐以自我慰藉的行徑。如真要認真提「客觀中立」四字，恐怕台面上的各大報刊與電視台，大約無一合格。

「Don’t hate media, be media」，這是墨西哥反抗軍查巴司特（Zapatista）的領導馬可仕（Marcos）從叢林深處發出的號召。綜觀各國獨立媒體的濫觴，幾乎都源自於一股對主流媒體報導內容與面向的不滿。目前在全球擁有一百多個分站的國際獨立媒體indymedia，是在1999年西雅圖WTO部長級會議召開時，在數十萬人次的抗議行動中被催生出來。而被視為公民新聞商業經營典範的韓國OhMynews，其發展的基礎也奠基於韓國人民對傳統媒體和舊政權同聲出氣的長期不滿。而在台灣，近年來各媒體的高度娛樂化與泛政治化，造假偏頗頻傳，甚至出現如「與媒體對抗」這樣的網站明著跟媒體對打，民間大量累積的批評聲浪，確實提供了公民新聞一定的發展條件。

因此，我同意羅世宏老師的階段性戰略論。姑且先不論未來的長遠可能，公民記者在當下的台灣，至少具有以下多重解構的進步意義：首先，透過自身立場的坦誠，解構新聞的客觀性與文本格式；其次，透過揭露書寫與紀錄的過程，解構新聞產製的黑盒子；最後，透過擴大保障公民記者的權利，解構主流媒體工作獨佔的特權。在這多重解構的作用下，逐步瓦解以往集中式、菁英式的大眾媒體，方能創造更多草根、基進的公民媒體介入空間。

然而，儘管社會各界對媒體普遍不滿，網路的新興科技也提供了公民新聞的發表平台，但對於「公民新聞」的發展，倒也不能全然地一派樂觀。一方面，網路仍有其傳播的侷限性，另一方面，如同孫窮理所說，台灣其實沒有一個很成熟的公共領域。而網路的社群性與客制化的網路新聞趨勢，究竟是誘使網路使用者走向觀點視角日漸封閉狹隘的方向；還是能在網路上開拓更多的公共對話，仍然有待眾假記者們日後的努力耕耘。而假記者是否能擺脫政治、資本與特定組織的掌控，保持其獨立性，同樣也值得觀察。但我想，不論真記者也好，假記者也罷，最終能寫出好新聞的，就會是個好記者。